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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彩票2023-01-31 16:05

中国科幻影视 驶向广袤蓝海******

  《流浪地球2》《三体》等作品引发热议——

  中国科幻影视 驶向广袤蓝海(文化市场新观察)

  核心阅读

  正在播映的《流浪地球2》《三体》等影视作品,引发热议。近年来一批科幻影视作品相继涌现,让人们看到这类题材作品,在世界观建构、价值观传递、故事情节设置、类型化探索、工业水平提升等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国产科幻影视剧,正在不懈探索中驶向广阔无垠的蓝海。

  今年春节期间,科幻题材影视作品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无论是电影《流浪地球2》,还是电视剧《三体》,都引发了热烈讨论。

  2019年电影《流浪地球》上映时,原著作者刘慈欣曾说:“从《流浪地球》开始,中国科幻电影正式启航了。”4年过去,《独行月球》《明日战记》《流浪地球2》《三体》等作品相继涌现,让人们看到这类题材作品,在世界观建构、价值观传递、故事情节设置、类型化探索、工业水平提升等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国产科幻影视剧,正在不懈探索中驶向广阔无垠的蓝海。

  科学顾问

  赋予影视“历史的质感”

  导演郭帆问:“您心目中比较理想的科幻片是什么样貌?”

  刘慈欣回答:“如果我们的科幻片能拍得像未来的历史的话,那么它对我们的意义就更大一些。”

  在电影里呈现出“历史的质感”,成为郭帆创作《流浪地球2》的目标,这对影片中科学理论和科学实践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都提出了很高要求。喷射蓝光的行星发动机、洞悉一切的量子计算机、直冲云霄的太空电梯……《流浪地球2》中的“硬科技”元素让观众大呼过瘾。这些“硬科技”是由一系列严谨缜密的想象、设计、计算、推演得来的,多名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作为科学顾问,帮助影片完善世界观架构和视觉呈现效果。

  科幻电影《独行月球》的片尾字幕,曾用单独一屏展示了“科学顾问”。该片导演张吃鱼透露,科学顾问从筹拍阶段就已经介入,“比如,返回舱起飞时,指挥口令倒计时最后念‘零’还是‘点火’?我们必须向专家求证。”

  2020年,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协印发了被称为“科幻十条”的《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对科幻电影创作生产、发行放映、特效技术、人才培养等加强扶持引导的10条政策措施,其中包括要建立促进科幻电影发展联系机制,建立科幻电影科学顾问库。随后,国家电影局和中国科协牵头建立科幻电影科学顾问库,并从航空航天、天文与物理等领域,聘请了一批两院院士、权威专家和优秀科技工作者,担任科学顾问库专家,为科幻电影剧本创作、影片拍摄等提供专业咨询、技术支持、科学把关等服务,不断提高我国科幻电影科技含量和科学魅力,不断扩大中国科幻的艺术感染力和文化影响力。

  此外,2020年底,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成立科学与影视融合专业委员会,这是我国首个由优秀科学家和电影人组成的跨界交流平台,第一批成员包括古生物学家汪筱林、恒星级黑洞首席科学家苟利军、计算数学家刘歆等科学家,以及陆川、郭帆、陈思诚等电影导演。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王元卓是《流浪地球2》科学顾问团队中的一员,他为影片贡献了关键理论——人在回路,为影片中超级人工智能的诞生提供了科学概念基础。

  “好的科幻影视剧一定要扎根于现有的科学认知。无论是对科技概念的认知,还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知,都必须让观众感觉是有可能发生的,要设计出一个可信又完整的世界观。大到重要的科技概念体系的设计,科技产品、场景的科学解读,小到一些技术的名称、设备的外观,机构的名称、人物的职务、组织的架构等。”王元卓说。

  电视剧《三体》总导演杨磊介绍,创作团队在前期花费了3个多月的时间采访射电天文、天体物理、纳米技术、粒子对撞等各个领域的科学家。

  有评论家认为,来自科学家的专业意见为科幻影视剧插上了科学的翅膀,让这些作品更加具有现实观照性。从这些作品开始,国产科幻影视剧真正踏上了具有科学理论支撑的旅程,这无疑将让艺术创作的脚步走得更远更扎实,当观众围绕这些作品中的理论、现象展开讨论时,也会受到更多来自科学的滋养。

  科技发展

  支撑高工业级别的大片

  1月30日,中核集团“喊话”《流浪地球2》的一条微博引发关注。“#流浪地球#你们尽管想象,我们负责实现。”微博海报上“我们致力于将科幻变为现实”的壮语,透露出科幻影视作品对科学技术进步的驱动力。随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建筑、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国家队”纷纷加入这次“喊话”的行列。“大国重器”的联动,令人感佩中国科技不断提升的决心。

  曾经,中国的科幻影视作品成本较低,构想相对简单,影响力也有限。

  《流浪地球2》上映后,郭帆说,他对于拍摄高工业级别的大片更有底气了。这份底气,一方面来源于近年来我国航空航天科技的发展,为国产科幻影视剧的创作提供了土壤和支点。“观众经常看到航天员出舱、中国空间站建设等新闻,所以电影中呈现这些科技成果的时候,观众会相信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底气的另一部分,则来源于我国近年来生产制造业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和新技术的应用,为科幻影视作品的创作生产带来的全新的技术手段。

  郭帆举例说,在创作《流浪地球》时,很多特殊道具的制作要学习国外团队。“而《流浪地球2》里95%以上的道具,从车辆到外骨骼装甲,不管是硬质的还是软质的,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去完成制作的。这有点像是‘弯道超车’,不是说我们一下就超越了好莱坞几十年的积累,而是我们的进步是建立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基础上的,是符合发展规律的。”

  是否能做好生物视效,是衡量特效水平的直接标志。据了解,在《独行月球》里,金刚鼠刚子的总镜头量占到全片特效镜头的20%,很多镜头持续做了一年多。其中刚子咬了一口饼干,身后背景变成了大草原的镜头,就迭代了非常多的版本,耗时11个月。

  建设一套完备的电影工业体系,不光需要设备和技术,更在于流程和标准。《流浪地球》拍摄完成后,郭帆工作室和北京电影学院联合成立了电影工业化实验室,致力于建立和完善电影工业的标准化管理和运作流程。“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我们追求的目标不再是单一镜头做得多么精美,而是有流程管理地去完成几千个相对水平不错的镜头制作。”郭帆说。

  科幻影视剧的热播,也映照着中国科技的蓬勃发展。

  “科幻是基于科学的幻想,科技是科幻的基础,科幻是科技的未来。面向未来思考,也许科幻将来会变成现实。”杨磊说,“比如制造《流浪地球2》里的太空电梯,需要《三体》中物理学家所研究的纳米材料。我们从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了解到,这种材料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未来能够量产,也就意味着太空电梯将成为现实。可以说,科幻影视作品本身就提振了我们的信心。”

  许多观众在看完《流浪地球2》和《三体》后对作品中的科学设备、理论展开了讨论,有的还提出了质疑。南方科技大学教授、科幻作家吴岩认为,这种交流、碰撞有利于科学普及和传播,“科幻题材的影视剧在客观上普及了科学知识,提升了公众对科学的兴趣,提高了公众的科学素养。”

  吴岩表示,科幻影视作品本身也有助于对电影技术的革新。“比如詹姆斯·卡梅隆拍摄《阿凡达》,用十几年时间摸索出了3D拍摄技术,此后,3D拍摄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及。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在中国科幻影视作品的创作中,也有可能诞生新的拍摄技术,从而推动影视科技的进一步发展。”

  科幻文化

  拓宽人类思考的疆域

  《流浪地球2》上映后,一名小观众写信给王元卓:“电影里的人类科技已经十分发达了,笨笨这样的机器人非常智能,为什么不让它们去月球,而是让那么多宇航员去呢?”

  王元卓在回信中写道:从现实设定来讲,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只有经过高强度训练的人才有可能胜任,而人工智能尚未发展到相应水平;更为重要的在于,电影是要有情感、有矛盾、有冲突的,如果任何任务都可以由机器人去完成,那么就看不到人的情感流露了。

  对于科幻影视剧来说,科技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科学技术和故事情节之间如何达到平衡?采访中,专家和创作者们一致认为,科幻影视作品不是科学纪录片,它需要幻想设定,最终服务于故事情节的发展。

  “科技不能成为剧情的绊脚石,更不能束缚影视剧的情感表达。”王元卓说。4年前,王元卓因其为女儿手绘的《流浪地球》讲解图而走红网络,几年来,他创作的《科幻电影中的科学》系列手绘科普图书已出版3部。他觉得,《流浪地球2》是在全球视角下的大片,“在这样一个宏大的世界观的设定下,中国人不但有话语权,有主导力,还有责任和担当,这一切是让观众感到非常振奋的真正原因。”

  郭帆表示,《流浪地球2》希望传递出的是中国人对“团结”的渴望和坚守,“在科学技术的包裹下,这部电影传递出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科幻电影要植根于中国文化,再结合我们今天的技术去完成中国式的表述,这才是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科幻电影。”

  科幻影视剧的视觉化呈现,也为人们更好地走近广义的科幻文化拓宽了渠道。“科幻文学为科幻影视剧的创作提供了丰饶的土壤,但阅读科幻文学需要很强的想象力,容易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三体》总编剧田良良说,“影视剧就是打开更广阔的科幻文学、科幻文化的钥匙,它能够通过视觉化呈现,把复杂的理论和故事变得更容易理解,让更多人愿意走近科学的世界,进而拓宽人类思考的疆域。”

  专家表示,当前,中国科幻影视作品的创作还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化发展仍然不足。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影市场的进一步繁荣,有理由相信,中国科幻影视作品的发展将迎来更加百花齐放的春天,在世界科幻影视作品之林书写自己的传奇。(本报记者 刘 阳)

  (来源:人民日报 2023年02月03日 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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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镇馆之宝丨唐淼:如何从“三牺尊”窥见东西方酒器的殊途同归?******  编者按:  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2023年1月11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一),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中新社长春1月13日电 题:如何从“三牺尊”窥见东西方酒器的殊途同归?

  作者 唐淼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

  酒,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在人类交往中发挥独特作用。东西方酒文化源远流长,相关研究浩如烟海,然而关于酒器的研究相对较少。实际上,酒器作为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同样历史悠久,而且千姿百态。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收藏着一件中国商代的酒器——兽面纹牛首尊。从这件文物中,可以清晰窥见中国古代礼制的缩影和世界文明进程中的酒文化故事。

  “三牺尊”为何特别?

  这件“兽面纹牛首尊”又名“三牺尊”,为商代的青铜器,是中国的国家一级文物。中国古代由青铜制成的“尊”,特指一种侈口、鼓腹、高圈足、形体较宽的盛酒器。此尊圆体造型,大敞口,鼓肩,圆弧腹,高圈足;颈部饰三周平行凸弦纹,肩、腹连接处等距离排列三个浮雕式牛首,每两个牛首间各饰一幅以卷云状扉棱为中心的小兽面纹,肩部上下各饰一周圆圈纹以作横向分隔;腹上部分饰一周夔龙纹,下部饰连体兽面纹,兽面圆睛突出,双角作S形,末端内卷;圈足上部饰两周平行凸弦纹和三个大十字形镂孔,下部为三组尾巴上卷的小兽面纹。这件尊的纹饰特别繁复,主要以三只牛首为主题布局纹饰,为商代晚期流行的风格。

三牺尊。受访者供图

  商周时期,王公贵族在大型活动中普遍使用牛、羊等牲畜,并以青铜器盛酒置于活动场所之中完成仪式,根据社会等级的高低采用对应的器具和规模,进而形成庞大而规制的礼制系统。《国语·鲁语上》记载:“赐女土地,质之以牺牲,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左传·庄公十年》(曹刿论战)载:“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上述文献所载的“牺牲”,特指供盟誓、宴享用的牲畜。现代意义的“牺牲”一词也源于此,经衍生后多作动词用,意为一种具有高尚意义的奉献行为。正因如此,这件精美的青铜盛酒器也根据其独具特色的三个牛首装饰,被定名为“三牺尊”。

  诸多酒器种类之中,不同时代流行不同的风格和样式。这件“三牺尊”所呈现的造型和装饰特征,充分体现了商代晚期的风格,具有断代意义。青铜器纹饰既可作为判断器物时代的依据,也折射出彼时人群的精神内涵,以活牲作为祭品,将盛祭祀用酒的尊饰以兽形纹饰,很大程度上应是商人对神明忠诚的一种表达。

三牺尊局部。受访者供图

  青铜尊作为商周时期的大中型盛酒器,是一种典型的礼器,在祭祀或宴饮中常常与青铜爵、斝等盛酒器搭配使用,而在墓葬中作为随葬品又常与青铜卣或方彝等盛酒器伴生共出。依《周礼》所记,尊有六种:牺尊、象尊、著尊、壶尊、太尊、山尊。六尊之中,最华美的就是牺尊。目睹“三牺尊”的细节,了解它的来历,仿佛跟随殷商时期的祖先穿越回酒文化兴盛的中国传统礼制社会。

  酒器如何产生?

  从文明起源的视角回溯,史前的中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发祥并壮大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证据充分表明,因农业日渐发达而产生的粮食贮藏现象已出现。温湿度变化致使粮食发酵后呈现特殊口感,被先人的味蕾定义为一种美味的饮品,于是酿制酒应运而生。

  此后,饮酒时的味觉体验和精神愉悦,使酿制酒逐渐成为夏商周时期部落首领和王公贵族的生活必需品。尤其到商周时期,社会等级和阶层已经固化,礼制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普遍标准,青铜酒器也成为祭祀、宴饮、战争等重要事件的仪式表征。

  中国历代酒器以青铜器、漆器和瓷器闻名,大多成套出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除今天所见的“三牺尊”外,青铜酒器中煮酒器、饮酒器、贮酒器一应俱全,还出现了较为奇特的被称为“兕觥”的角形饮酒器。

商代龙纹兕觥。张云 摄

  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公元前2000多年形成,历经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代结束,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商周以后,酒文化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绵延至今。随着制酒业发展和中西方文化交流,除谷物酿制酒之外,中国后来也出现了葡萄酒、蒸馏酒、啤酒等类别,造型和功能各异的酒器更是层出不穷,成为酒文化的重要物化载体。

  不仅中国酒器源远流长,古代西方的酒器也颇有历史可考。在西方,覆盖地中海沿岸大部的古希腊地区率先继承了古老的葡萄种植技术和酿酒工艺。与以农业为基础的古代中国相比,该地不适于种植谷物,但独特的气候却为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葡萄种植条件。由于古希腊文明超强的交流与影响力,葡萄酒文化逐渐传播至欧洲内陆地区,进而成为西方酒文化的主流。

  相对于古代中国的“三牺尊”和角形“兕觥”时代,古希腊同时期也出现了角形“来通杯”,从陶制、兽角制到金属制,“来通杯”被长期沿用、广泛传播,从作为宗教祭祀的祭器逐渐演变为宴饮葡萄酒的酒器。地处北非的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图特摩斯三世时期(约公元前1479年至公元前1425年)出现了最早的玻璃容器,后来随着玻璃制法的成熟和普及,玻璃器皿在西方被更广泛地用于盛酒。

  东西方酒器有何文化溯源?

  以牛、羊等动物形态支撑杯身造型的“来通杯”与中国的“兕觥”虽有相似,但在文化根源上迥然不同,分别代表了中国和西方的两种传统。

    古希腊酒杯。视觉中国 供图

  关于酒的源起,中国古史《战国策》有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文献中的仪狄成为酒的发明者,是为“人造”;希腊神话中则流传酒神狄奥尼索斯担任葡萄种植者的守护神一职,是为“神造”。

  从东西方酒器的使用习俗来看,传统的东方酒器更讲究配套使用,主要用于盛装粮食酒,饮酒时关注的是人,酒的自然属性被淡化,社会功能被提升;西方玻璃酒器则追求透明,以便观察葡萄酒的成色及品质,注重喝什么酒应用什么酒具,甚至每一种酒都有其固定杯型,此外对酒自身口味的感受也尤为强烈。

  近现代以来,在工业化、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生产的工业品大量涌入中国,这对中国酒器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玻璃制品越发受欢迎。随着世界文明不断向前演进和东西文化的相互影响,酒器制作工艺也不断发展变化,进而形成了璀璨瑰丽的各类造型。

  从这件商代“三牺尊”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历程,可以进一步了解,酒器不仅能反映风俗习惯,更能投射出人群的社会秩序、文化观念、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等意识领域的规律。随着文化交流与融合,东西方酒器也日渐趋同,是为殊途同归。正是人类文明的多地起源与交流互鉴,才使我们能享受如此丰厚的物质文明成果,感受如此丰富的精神世界,并为构建相互包容、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完)

  受访者简介:

  唐淼,1980年生人,现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院长、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吉林省文物局重大项目咨询专家。研究领域为先秦两汉中国北方考古、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著作7部,主持策划博物馆陈列展览10余项,编写文物保护规划、文物影响评估报告技术文本10余部,主持或参与科研类项目6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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